吴德峰

　　吴德峰：原名吴士崇，字德峰，曾用名吴铁铮、铁峰、戚元道。1896年6月21日出生在湖北保康县歇马镇石磐村，是晚清时期的一个官宦之家，后任武汉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简介

　　吴德峰同志毕生实践写出的革命传统精神，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材。他从小受着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追随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吴德峰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全身心投入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事业，终生不歇。他经过坚苦卓绝的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过轰轰烈烈的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运动，艰苦奋斗了几十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吴德峰同志用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党性书写了自己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一生。

　　196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与吴德峰握手说：“德峰同志，你也老了。你是我的老战友了，你要交好革命的班，把过去的工作经验传下去……”

　　家庭情况：

　　吴德峰、戚元德一共生了9个儿女，因为时局动荡，只有最小的这两个孩子一直在他们身边，后来最小的儿子因为盘尼西林过敏夭折。小女儿吴持生1939年出生于西安，当时抗战正由相持转入反攻，故取名“持生”。这个小女儿得到父母最多关爱，照顾哥哥姐姐也成了她一辈子的责任。　　

履历

　　学生时期

　　1901年至1909年在家乡私塾读书。

　　1909年2月至1911年10月在湖北官立两等小学堂读书。

　　1911年11月至1912年12月在湖北省学生军当兵，后当班长。

　　1913年3月至1914年1月在老家养病、读书。

　　1914年2月至1918年2月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和董必武有师生之谊，参加并组织发动学习潮。

　　1918年3月至1919年11月在家乡读书。

　　抗日时期

　　1919年12月至1921年秋任湖北省长公署第一机要股科员。

　　1921年秋至1922年夏任中共湖北区委主办的湖北人民通讯社社长。

　　1922年夏至1927年任湖北省教育会执行委员兼义务教育股主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监（至1923年冬）。

　　192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员。同年夏至1925年底任督办湖北官矿公署工程处考工股股员。

　　1924年9月被选为中共武汉地委委员兼军委书记。

　　1925年2月根据党的决定开办崇实中学，自任校长，并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实社”，担任主任干事，团结教育和培养青年参加革命斗争。这期间曾领导主持武汉各社团举行沪汉粤案死难烈士同胞追悼大会、汉口惨案周月纪念等革命活动。

　　1925年夏经党组织同意加入中国国民党，当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军事部部长。

　　1926年5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代理军委书记。10月任国民党武汉市政府常务委员兼公安局局长。11月当选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军委常委。同年冬任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公安局局长。

　　1927年2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军委常委、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曾参加主持领导武汉三镇举行的湖北全省国民外交大会集会抗英侵略暴行反动政府投降媚外水陆大游行。大革命失败后，受命组建中共湖北省鄂南特委，

　　1927年8月至9月任特委书记。9月至10月任鄂南土地革命委员会主任、鄂南农民革命军第一路军军部特派员，组织领导鄂南秋收起义，发动湖北全省武装暴动。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等职。

　　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任中共江西省赣西南特委书记。

　　1928年1月至6月任中共江西省赣北特委书记，领导发动赣北农民武装起义。同年5月因河南省党组织遭敌人严重破坏，被急调河南，5月至12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10月兼任河南省委军委书记，同月至12月任河南省委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协助重建党的组织。

　　1928年7月至1929年1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交通工作。

　　1930年4月至8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候补审查委员。

　　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2年1月至1933年4月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被选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1932年9月至1933年7月任湘赣军区政治保卫分局局长。

　　1933年7月至1934年7月任湘赣军区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兼红六军团政治部政治保卫分局局长。

　　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任中共湘赣省委委员、政治保卫局局长，湘赣省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参加红军西征。

　　1934年7月至10月任红六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同年10月至1936年任红二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肃反委员会主席，参加红军长征。

　　1936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军工作部部长。9月至10月任中共甘肃省工委委员、白区工作部部长。12月到达陕甘宁边区，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西安事变后随周恩来到西安，参加领导秘密情报工作。

　　1937年12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公开名称为农村工作委员会）。

　　解放战争时期

　　1941年5月任中央交通委员会委员。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2月至5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秘书，武汉执行组顾问。

　　1946年7月至1948年10月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敌军工作部部长等职。

　　1947年秋到河北省阜平县领导土改工作并兼任县委书记。

　　1948年11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常务委员。

　　1948年12月至1949年3月任郑州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解放以后

　　1949年5月至1952年2月任中共武汉市委常务委员、武汉市市长，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至1949年8月）。

　　1949年6月至1952年2月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

　　1949年7月至1950年9月任武汉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9月至1952年2月任市财委副主任。

　　1950年10月至1952年2月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副书记。

　　1950年至1951年兼任武汉市行政干部学校校长。

　　1951年6月至1952年5月兼任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部长。

　　1951年11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

　　1952年4月至1954年9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

　　1954年11月至1959年6月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

　　1956年起担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兼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

　　1959年6月至1960年12月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副主任。

　　1961年3月至1966年8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1961年4月至1966年5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届政协常委。中共七大正式代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2年9月当选为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76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历史秘闻细谈一生

　　寻求真理　 投身革命

　　吴德峰，湖北省保康县直峰乡石磐岭人，1896年6月21日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1909年随父去武昌，在湖北官立二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参加过学生军。1914年，考入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

　　1919年冬，吴德峰被录用为湖北省长公署第一科机要股科员。这一期间，经朋友介绍，他常去利群书社阅读《社会主义史》、《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并购回《武汉星期评论》等书刊提供他人阅读。他这种学习新文化、新思想的积极性，受到董必武、陈潭秋的赏识，二人于1921年被推荐担任中共组织主办的湖北人民通讯社社长。1922年，吴德峰兼任湖北第一师范附小校监，并当选为湖北省教育会执行委员兼义务教育股主任。1924年2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在中共武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吴德峰当选为中共武汉地区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书记，并任湖北师范学会会长。按照组织上的决定，他负责发动女师的学生运动工作，曾多次组织学生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到教育厅请愿等活动。

　　1926年冬，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吴德峰当选为省委委员兼军委常委。后经邓演达推荐，又担任国民党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公安局局长。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视吴德峰为国民党左派，欲除之而后快，只是因为他手中还掌握一支武装才有所顾忌。“清党”开始后，国民党右派对他设下“明里提拔，实则除掉”的圈套。吴德峰识破这一阴谋，他利用新旧局长交接之际，组织了一次盛大的送旧迎新大会。会上，他重申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并借题发挥，抨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嘴脸，最后高呼“中国国民革命必定胜利”等口号，向大家挥手告别。自此，吴德峰脱离了国民党，结束了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长的生涯。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任命吴德峰担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中共鄂南地区特委书记，组织领导鄂南暴动。他深入发动群众，很快组织了近10万人的农民军和自卫队，以咸宁、蒲圻为中心，活动于崇阳、通山、嘉鱼等县。自卫军声势浩大，有檀木土炮数十门、步枪二三百支。但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农民军被迫分散转移，最后导致暴动失败，革命转入低潮。此后，吴德峰回到武汉，继续艰苦的革命征程。

　　领导秘密交通　甘当无名英雄

　　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吴德峰调任中共赣西南和赣北特委书记。1928年春，由于中共江西省委出现叛徒，波及赣北，他果断地将特委有关人员转移后，偕夫人戚元德住进江边一家小客店，并向在武汉的继母发出“儿病危盼母速来”的电报。继母龚老夫人知道他遇到困难，马上筹集一笔经费赶至九江，随同儿子、儿媳一道前往上海。几经周折，在上海“大世界”见到了聂荣臻，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28年夏，中共河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恢复组织，开展工作，中共中央于8月派吴德峰去河南任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协助省委书记张景增重建党组织。吴德峰接到命令后，立即和戚元德带着未满月的孩子一起去开封。到河南后，他利用当时在河南国民党军队任职的堂弟吴士特的关系，先站住了脚。随后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同志，组织特科“打狗队”，专门惩办那帮为虎作伥、杀害革命同志的叛徒、特务。经过4个月的努力，重挫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中共河南组织基本恢复，工作又走上了正轨。

　　不久，吴德峰从吴士特那里得知，在武汉时曾在他手下任职的侯某被国民党派来开封。侯某的到来对吴德峰的工作很不利，为此，党组织立即决定将他调回上海，戚元德带着孩子留守机关，处理好善后工作。1929年初，戚元德平安返回上海。

　　1929年1月，吴德峰受命组建中央交通局，并担任局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交通工作。当时，他们夫妇以闲居上海的面貌出现，其实则掌握着一条通向全国乃至国外的秘密交通总干线。每一位同志来上海和中共中央联系、每一份情报和机密文件的传递、每一项重要物品的输送，都要经过他具体组织和部署，甚至亲自执行，以确保人员安全和任务的完成。

　　吴德峰根据多年的秘密工作经验，制定出一套适合当时情况的秘密工作纪律、原则和方法，为完成一项又一项的艰巨任务，为掩护输送国内外革命同志进出国统区，为安置与接待党的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前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费发生困难，在苏区打土豪没收来的黄金又运不出来。为此，党组织决定由吴德峰亲自去鄂东苏区调运一批数额较大的黄金。在鄂东特委书记胡梓的协助下，吴德峰将金条卡进特制的“子弹袋”里，全部安全运到上海。后来，周恩来称赞他是“胆大心细，对党忠诚，是党可信赖的好同志”。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苏区中央局，将白区干部输送到苏区工作。1931年三四月间，王首道、周恩来、黄火青等先后分三批由上海坐船去武汉，预定通过设在汉口一码头的秘密交通点转往湖南株洲，进入革命根据地。就在周恩来、王首道已经从上海出发，黄火青坐的船正要起航时，吴德峰得知武汉出了叛徒，汉口码头的交通点遭到敌人的破坏。他当机立断，精确计算出3人行船的时间，立即派戚元德、肖桂昌和贺步青，分别到九江、南京和汉口码头将3人接回，使他们避开了码头守候的国民党军警特务，转危为安。

　　4月24日晚，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吴德峰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又夜以继日地做了大量的应变善后工作，保护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和中央负责人的安全。正由于吴德峰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上海，秘密情报交通工作从未出现过问题，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因此被同志们称为“无名英雄”。

　　全力开展苏区保卫工作

　　吴德峰为人耿直，坚持党性原则，曾多次与党内“左”倾错误路线作斗争。1931年，他遭到王明等人的打击排斥，于同年秋离开上海进入江西苏区，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省分局局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

　　为了纠正原保卫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首先抓机关的整顿工作，亲自挑选人员，培训保卫干部，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并亲自起草颁发了一系列制止刑讯逼供、乱抓、乱杀人的通告训令，为保卫工作，特别是部队的政治保卫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8月，吴德峰和戚元德随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先遣部队突围西征。在湖南桂东地区，他不幸跌下山谷，摔断了肋骨。但他仍坚持工作，并用自己的医学知识，采用草药、土方为战士们治病。1934年12月，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保卫局局长、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肃反委员会主席。

　　吴德峰做政治工作时，不仅坚持党的政策，而且能教育团结一切同情革命的非敌对分子，使之为革命做贡献。1935年6月中旬，红军在湖南中堡地区战斗中，俘获国民党军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不久，又拘禁了两名外国“牧师”，交给保卫局处置。吴德峰亲自找他们谈话，宣传共产党的政治观点，并派吴志坚、贺传志等对他们给予生活上的照顾，消除他们的顾虑，使他们由开始的害怕、不服气到对共产党表示相信和佩服。此后，张振汉在长征途中当上了红军学校的教官，外国牧师还为红军翻译法文地图，并在获释后宣传中国工农红军是有信仰、有宗旨的军队，并称吴德峰夫人戚元德是一位很有教养的人。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了第二次长征，依战略方针退至湘中，向湘黔边迅速转移。1936年7月3日，吴德峰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白区工作部工作。在这里，他曾成功劝导被俘的国民党电台收发员王教言，为红军截获不少国民党军事机要电报，给红军提供了可靠情报。

　　这期间，吴德峰曾因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而受到打击。过眠山不久，张国焘企图借刀杀人，要吴德峰去收编土匪队伍，组织“抗日救国军”。当时，土匪很多，经常骚扰红军驻地。红军一打，他们便投降，红军一走，他们就哗变，没有任何政治基础。吴德峰和戚元德带着几个随从人员来到土匪部队开展工作。一次，土匪摆下“鸿门宴”，想夺枪哗变，但看到他早有准备，不好下手，只好拖着队伍跑了。

　　吴德峰回到西北局后，张国焘竟以“丢失部队”的罪名要处罚他，甚至扬言要杀他。在朱德、任弼时的坚决阻止下，张国焘的阴谋才未得逞。

　　足智多谋的特工人员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吴德峰率领一批干部到西安，负责领导秘密情报工作。

　　1938年底，由于国民党的公开反共，西安成为国民党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基地和特务基地，顽我斗争极为尖锐。为了做好秘密工作，吴德峰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的紧密配合下，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开展对敌斗争，并及时准确地向中央提供各种情报。

　　吴德峰为了接触西安各阶层人士，对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和国民党军、政、党、特的一切情况都摸得十分清楚。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沉着冷静，而且善于处置突发情况。他将情报机关设在曹家巷13号，与国民党十一战区政治部主任毗邻。有的同志很紧张，但他处之坦然，并认为是“灯下黑”，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一次，他在大白天被军统特务盯上，当时他已经走进曹家巷胡同口。他灵机一动，径直朝隔壁走去，扣开门后，还热情地同开门的人对话。特务一看，以为他是自己人，就放心走开了。还有一次，他带着一个机要员外出，手提箱内装有一份秘密文件，忽然发现在前面路口设有“抄把子”的关卡。他走进一家书店，打开箱子取钱，顺手将文件夹在新买来的书中。然后走近“卡子”，若无其事地将手中的书举过头顶，伸开两臂让宪兵检查，结果宪兵自然是一无所获，只好放行。

　　在对敌斗争中，吴德峰经常会出奇招。一次，他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事时，发现经常有一个操着东北口音、伪装成黄包车夫的特务盯梢。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点子”，叫办事处的人抬出两个装有大石头的木制箱子，放在特务的黄包车上，并派人押车绕着西安“游行”，累得特务汗流浃背。在一个小胡同里，特务说了实话，并表示以后再不找吴德峰的麻烦。西安办事处门口经常有个摆香烟摊的特务，吴德峰就叫办事处的人拿着没装胶卷的照相机，对着这个卖香烟的特务“咔嚓咔嚓”拍照，三照两照，就把他给“照”跑了。对此，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对他在西安地区的秘密情报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吴德峰还先后以《工商日报》记者、国民党三十三军高级参议等身份，进行全面社会调查，并将其写成文字材料，客观、翔实地反映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工作人员的状况。毛泽东阅读材料后，找他详谈，深表赞许，称这些材料为中共中央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及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政策提供了依据。

　　顾全大局、清廉刚正的共产党人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在重庆订立停战协定，后由中国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三方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吴德峰受命任执行部秘书、武汉军事调处执行小组顾问。同年3月和5月，他两次去武汉，曾多次截获国民党破坏和谈、向解放军进攻的重要情报，揭穿国民党真内战假和谈的阴谋。从武汉返回张家口后，他调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敌军工作部部长。1947年秋，吴德峰到阜平县领导土改工作，兼任中共阜平县委书记，1948年11月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被任命为武汉市首任市长。1954年10月，调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1960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

　　吴德峰严守党和国家机密，“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在批斗他的大会上，有人追逼他交代过去工作的机密，他一口回绝说：“我不记得了，根据组织原则，我离开原工作岗位的那一天就全部忘掉了。”任人打骂、罚跪、侮辱，他都始终缄默不语。

　　当周恩来从王震、罗青长的报告中得知吴德峰在病重的情况下仍遭受残酷折磨时，立即打电话通知医院全力抢救。1969年5月1日，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将他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立即指示：“吴德峰是一个好同志，一定要u2018解放u2019。”

　　吴德峰被“解放”后不久，在一次天安门大型集会上，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德峰同志，你也老了，要交好革命班，把你过去的工作经验传下去。”

　　由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吴德峰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1976年12月11日，吴德峰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0岁。　　

潜伏人生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为新生的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吴德峰自己没有想到，他会以市长的身份回家。离开前，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是中共潜伏在国民政府的“大人物”。他的谍报人生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色彩。

　　智逃：“再见！我还会回来的”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国民临时政府在武汉成立。党组织决定，时任中国共产党武汉地方军事委员会书记（秘密）、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公开）、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通过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推荐当选武汉国民临时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长。

　　吴德峰利用公安局长的合法身份为国共合作、保卫党中央、掩护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夏斗寅、汪精卫也相继叛变。屠杀共产党进步人士后，国民党内部的清党也公开化，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反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主张讨蒋，被蒋扣上“煽动暴乱”的罪名予以通缉，吴德峰也被列入免职铲除之列。

　　但反动派顾忌吴德峰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未敢贸然行事，设下“提拔重用、另有高就”的圈套，想待吴德峰交权后密捕除掉。

　　吴德峰识破敌人这一阴谋，立即报告党组织，党组织同意了吴德峰自行把握时机安全撤离公安局的提议。吴德峰当即利用敌人不愿公开抓他，而公安局大部分下属对他存在敬畏和攀高结贵的心态，布置共产党的同志和“亲信”、下属，传播“吴局长要荣升高就，新局长马上到任”的消息，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动全局上下在交接那天安排了一个盛大的“送旧迎新大会”。

　　开会前，吴德峰要人事先悄悄通知警察大队全体人员，持枪荷弹准时到会受阅，听局长训话。新局长在会上看到这阵势顿感不妙，在交接仪式上也不敢轻举妄动逮捕吴德峰。会上，吴德峰慷慨激昂地致辞告别，重申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并借题发挥抨击了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嘴脸，最后高呼，中国国民革命必定胜利！他向大家挥手告别说：“再见！我还会回来的！”

　　在一片鞭炮锣鼓和欢送吴局长荣升的喧嚣声中，在前呼后拥的欢送人群中，吴德峰安然归宅化装乘小划子过江到汉口，自此吴德峰就脱离了国民党，结束了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长的政治生涯。

　　智斗：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

　　西安事变解决后，周恩来找吴德峰谈话，中央决定留他在西安负责领导秘密情报工作。

　　在西安的秘密工作一展开，吴德峰就对西安社会各阶层做了详细系统的调查，国民党头面人物及夫人们的情况、社会关系，他都了然于胸。吴德峰发现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种势力两头小、中间大，后来成为中央要求根据地政权建设坚持“三三制”的理论基础。

　　搞情报工作的人，应变能力要相当强，当工作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时，从谈吐到穿衣打扮都不能出错。那时，吴德峰的手下于忠友刚从苏联回来，对国统区环境不了解，吴德峰让他说话做事一定不要穿帮。于忠友的公开身份是《国风日报》的校对职员，他因贪图便宜，在当地鬼市上买了一双皮鞋，两三天就掉了底，吴德峰知道后非常生气：“《国风日报》里都是连达官贵人也怕招惹的报棍子，怎么会去鬼市买鞋穿？特务人员知道了就会盯上你！”

　　吴德峰在西安曹家巷12号搞情报工作时，13号原本是位姓赵的房主，却突然改住了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党内有人主张立即搬家，但吴德峰认为“灯下黑”，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于是一直在那儿办公，直到1939年夏天才搬家。

　　在西安的情报工作非常成功，国民党中有不少掌握重要情报的人员，都被策反加入了共产党。戴中溶是上海交大电讯系毕业的高材生，因为为胡宗南培训无线电报员、建立无线电讯网而深受重用，被胡宗南任命为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另一个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重要情报人员，是胡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

　　解放后，张治中在写给蒋介石的万言书里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3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　　

遗言

　　“不许给国家添一点麻烦”

　　吴德峰的革命资历久，毛泽东、周恩来等尊称他为“吴德老”。吴德峰曾说他这一生最佩服周恩来、陈云和任弼时。任弼时曾是他的顶头上司，领着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在团结红四方面军时也起了很大作用，却从不多提自己的功劳。陈云是老黄牛性格，受命于危难之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1952年吴德峰因为“纪凯夫案件”被撤职，李先念接替他的工作任武汉市市长。后来经中央审查，取消了对他的处分，但是吴德峰从没有抱怨过什么，只说：“母亲打错了孩子，孩子能够计较么？”1954年吴德峰离开武汉调到北京工作，将近60岁的老人，又重新开始学习法律，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文革”中，吴德峰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红卫兵揪着年迈的他问：“你这个特务头子为什么没有死？”吴德峰说：“那你们得问敌人，我为什么没有死。”1976年“四人帮”刚被打倒，吴德峰就病逝了，临终前留下遗言：不许给国家添一点麻烦，不许伸手向国家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