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渝

吕大渝，女，1943年出生于重庆，原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吕大渝少年时便因其独特气质、姣美容颜而获得向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外国元首敬献鲜花的殊荣；十岁那年拍摄了电视《祖国的花朵》，其中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仍被传唱；1960年，十六岁的她在众多候选人中独占鳌头，叩开了中央电视台大门，与沈力、赵忠祥一起成为我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他们在开创中国的电视事业中共同度过了美好的青春时光。

吕大渝，女，1943年出生于重庆，原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吕大渝少年时便因其独特气质、姣美容颜而获得向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外国元首敬献鲜花的殊荣；十岁那年拍摄了电视《祖国的花朵》，其中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仍被传唱；1960年，十六岁的她在众多候选人中独占鳌头，叩开了中央电视台大门，与沈力、赵忠祥一起成为我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他们在开创中国的电视事业中共同度过了美好的青春时光。

然而“文革”的开始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也直接影响了吕大渝的个人命运，她被以“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之后等待她的命运便是“牛棚”、“干校”，历经磨难与艰辛；1978年，已获平反的吕大渝随邓小平访日，以一袭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风靡日本，被日本人称为“白衣天使”、“北京恋人”和“邓小平一行中的第二号人物”。

吕大渝 – 童年生活

吕大渝出生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重庆，所以取名大渝。父亲吕吟声先生曾任职于电台、航空公司和银行，辗转于东南亚诸国。母亲是一位杰出的幼教工作者，又是极有音乐天赋的基督徒。

8岁时，父亲被派往国外工作，母亲独自带着一大群孩子投靠了北京的叔叔。后来母亲用父亲的稿费积蓄，买下了交道口南大街马将军胡同甲十八号的小院。大渝被送进了北京汇文小学寄读。她的美术老师是孙敬修——在电台讲故事而伴随几代人成长的“故事大王”。

童年经历的坎坷和沧桑，令大渝懂得如何尽力去回报社会，去施爱于需要帮助的人。有着金子般童心的她，刚入学就表现突出，戴上了红领巾。因有着良好的气质，几次被学校推荐去完成“历史使命”——给毛主席、周总理和外国元首献花，大照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小小年龄的她在当时已小有名气。

1954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她去北海公园和同学们正在打羽毛球，一个有点胖的大人背着照相机站在旁边看了半天，并给她拍了张照片，他就是导演过王隆基主演的《三毛流浪记》的严恭。两天后，苏里导演拿着照片到她的学校来了。原来，长影拍儿童片《祖国的花朵》，严恭和苏里当“星探”，到处寻找儿童演员。在大约四五十个孩子当中，最终挑选中了十九名，那年大渝刚十岁。

在拍摄完了《祖国的花朵》后，上中学不久，又拍了另一部儿童片《罗小林的决心》，这部儿童片的副导演是王家乙。

吕大渝 – 成长经历

1960年春末的一天，16岁的她被指名当领队去参观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没想到这却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命运。他们被要求轮流在镜头面前说几句话，简单回答问题，她还背了一首“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就让回家了。

回校后，总复习开始了，大渝几乎把这件事情忘到了脑后，但学校领导找她谈话，终于揭开了去参观电视台的谜底——她被选中电视台的播音员了。在广播学院学了一年后重返电视台，开始了自己在中央电视台长达27年之久的电视播音、主持、制作生涯——她和比她大十一岁的沈力，和比她大两岁才18岁的赵忠祥，成了中央电视台最早的电视节目播音员。

“我是扎着两条辫子走上电视荧屏的。电视播音员当时并不播报姓名，日子久了，成年观众叫我‘小辫儿’，孩子们叫我‘小辫儿阿姨’。”

直到1978年，“小辫儿阿姨”才真正亮出了自己美丽的“风采”——陪同邓小平访问日本，采访报道很成功。她气质优雅、举止端庄，代表了当时中国女性的新形象。当人们通过电视屏幕，看到这样一位“东方美人”惊呼“天女下凡”！她因此被日本人称之为“北京恋人”、“白衣天使”。

吕大渝 – 人物现状

1985年，美籍华裔科学家王赣骏博士，拾乘“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进行了太空实验室三号科学实验，成了第一个华裔太空人。王赣骏访华，吕大渝拍摄制作电视片《故乡行》时，结识了同行来华的王赣骏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同事，也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白马王子”太空物理科学家李杰信博士。

1987年的7月31日，吕大渝获得了美国B-1签证，离开了生活35年的北京。1987年移居美国，所以现在国内的年轻人对她知之不多。年近六旬的吕大渝现在担任“大鲸鱼工作室”总干事。

吕大渝 – 与赵忠祥恩怨

“赵忠祥和我本来可以是很好的朋友，我难得回国的时候，也应该像拜访沈力等老朋友一样去看望一下他。但是我没有，从来没有。”吕大渝最近在内地一家报纸上披露了她与赵忠祥在“文革”时期的恩怨，“并不是‘造反派赵忠祥把吕大渝打成了反革命’这么简单。”吕大渝是共和国第一代女播音员，16岁进央视，和当时18岁的赵忠祥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苦练基本功。“文革”一开始，吕大渝跟不上形势，成了“保守派”。

1967年底，吕大渝不满江青的作为，一时年轻气盛，点着江青的名字写了张纸条，批评她不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纸条没有能传到江青手中。她的室友发现了字条在稿纸上留下的痕迹，把那张稿纸交给了赵忠祥。1968年初夏，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播出部全体大会，在这次会上，吕大渝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列入最具危险性的“内定一类反革命”。一时间，广播局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专场批斗会上“打倒吕大渝”的口号叫得很响。以后，每当批斗广播局和电视台的“走资派”时，一大串老人后面就跟着这么一个小“牛鬼蛇神”。 　　

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以后，吕大渝“落实政策”，赵忠祥反成了“阶下囚”。在那个风云莫测的年代，吕大渝感觉到赵忠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吕大渝写道：“我被‘揪出’来到‘一零一牛棚’后，赵忠祥曾和颜悦色地安慰过我。以他当年文艺播出部主任身份，在当时的狂潮下，有人交出一张对江青不恭的纸条，也确实无法处理。”

30年过后，尽管对历史的捉弄已经谅解，但感情上的芥蒂仍无法完全消除。吕大渝无奈地感叹：我们在中国社会尚且正常的年代里，在中国电视事业初创的岁月中并肩走过一段充满朝气的时光，其实是真正的“老战友”。

吕大渝 – 自传节选

1978年10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签字仪式在东京举行。代表中日双方签字的是历经十年“文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副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为此，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一个十多人的小组随同邓小平进行卫星传送报道。

那年我三十五岁了。

众所周知，电视播音员与电台播音员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只被“听”，还要被“视”，为了在镜头前举手投足得体，除语言技巧和内在素养外，形体训练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文化大革命前，沈力、赵忠祥和我，都在形体动作上有过训练，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电视播音员出图像的业务，招收播音员的时候，不再考虑屏幕形象，更不会对形体动作有所要求。一九七八年打开了封闭十年的国门，随同国家领导人出国采访的任务来得又是那样突然，这让那些未曾在镜头前有过任何专业训练的电视播音员一时何以适应？

九月初，文艺播出部主任石凤山向我下达赴日任务时强调了在镜头前的举止。虽然我有着不负众望的信心，可我十分担心自己那神经性咽炎的嗓子不能胜任工作。但老石说，已经这样决定了，赶快抓紧时间治疗吧。他还嘱咐我暂不要对任何人提及赴日采访的事情。

闭关锁国的十年来，只有着“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之类的宣传，中国人对真实的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一个堂堂大国的电视播音员，别成了一问三不知的傻瓜。出访前，我真想好好做些案头工作，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对中日关系和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有所了解。但我万万没有料到，仅仅为了寻找一双去日本需要的白皮鞋，我利用日常工作之余，跑遍偌大的北京城，弄得筋疲力尽，狼狈不堪，几乎焦虑到登机前的最后一天，根本没有一点静下心来读书的时间。

邓小平一行正式访问日本前一星期，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就抵达了日本。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活动正式开始之前，采访小组在东京街头拍摄花絮报道的时候，我已经以一袭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通过NHK(日本放送协会)的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风靡了日本。NHK跟拍了采访小组的活动，在电视中播放。报刊杂志也把我称为“白衣天使”、“北京恋人”和“邓小平一行中的第二号人物”。

今天看来，白色的西服实在是一身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着装，只因为在“文革”中，全中国男女老少衣裳的颜色几乎是清一色的兰、灰，外加“国防绿”，款式也几乎是“男女都一样”的两用衫和不合身的长裤，因此，日本人才会在我那身白色西服上大做文章。我的着装使他们活生生地感受到“四人帮”阴霾的散去和中国正在开始发生的变革。

在东京NHK的演播室里，当我坐在日本美工人员以泡沫塑料精心刻制的桔红色中国地图和淡黄色日本地图后面，面对着那幅巨大的中国版图，我有着自信和自豪的感觉。我相信，当年的中国观众看到荧屏上那幅巨大的中国版图，也一定有着作为中国人的骄傲。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向中国观众播送邓小平访日专题报道的时候，我的那身白色西服，也给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中国电视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至今仍然认为，从服装的价值和产生的作用来看，那是有史以来发挥过最大效益的白西服和白皮鞋。但是，在那个年代，为了它们的配套，为了有身像样的出远门衣服，却是那样艰难。

吕大渝 – 参考资料

[1] 新浪读书 http://book.sina.com.cn/nzt/his/wode1976/29.shtml

[2] 华生论坛 http://bbs.voc.com.cn/topic-66269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