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和

张安和,字联珍,生于一九零四年农历三月十二,属龙,那年是清朝光绪三十年。卒于一九八零年农历五月十三,那年,他老人家七十有七。又说,七十七是喜寿。理由是,人们把七十七连起来草写,所组成的汉字,恰好是一个喜字。

基本内容

张安和

  字联珍,生于一九零四年农历三月十二,属龙,那年是清朝光绪三十年。卒于一九八零年农历五月十三,那年,他老人家七十有七。又说,七十七是喜寿。理由是,人们把七十七连起来草写,所组成的汉字,恰好是一个喜字。

  他母亲,虽说是位妇道人家,但她老人家明是非,晓大义,知书达理。全家五六口人的嘴,都爬在她一个人的肩膀上,尽管日子过得有今天没明天,更不知道后天的饭菜,该怎么做?就这样一个世道,就这样一个处境,就这样一个条件,并没有压倒她老人家热爱生活的骨气,她老人家就认准一个理儿: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读书。读书。白天下地干活,回到家还要担水劈柴。春天耕地拉肥下种,夏天锄田薅苗追肥,最忙得还是秋天。

  到了冬天,人们不那么累了,可家里的事情,就像地里的活儿一样,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不是担水,就是砍柴,你不做就没人替你做。过去读书人都用毛笔写字,祖父因为家穷,买不起纸和笔,他老人家就想出一个办法,找一根树枝,把前面削成毛笔那个形状,然后就在院子里写,院子写满后,用扫帚扫去再写。冬寒夏暑,从不间断,这是祖父练习硬笔的方法。

  硬笔字练习得差不多了,再写毛笔字。他老人家又想出一个非常简朴的办法,就是用人家扔掉的烂毛笔,再找几块方砖,把粘土放进一个小铁桶内,倒上水,把它搅拌均匀,之后用那枝烂毛笔,沾上粘土糊糊,在方砖上写字,写满一块,再写另一块,另一块也写满了,那一块也就干了,然后用扫帚扫去粘土,再写。春天是这样,夏天是这样,秋天是这样,冬天也是这样。到后来,祖父的毛笔字写得出神入化,力透纸背。因为祖父毛笔字写的好,就有人请他老人家把“字”写在石碑上,这是何等的荣耀啊!在我村附近地区,就有好几块碑文出自祖父之手,我知道得就有,同族伯父张安祥祖父的碑文,祖父外父的碑文,还有坡头村有个庙的碑文,等等。

  祖父母亲本姓王,娘家世居忻州城西门坡,是忻州城里有名的大户人家,又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尤其是祖父舅舅王敦武老先生,他老人家年长祖父十二岁,是忻县中学校的高材生,在忻州城里很有名气,满腹经纶,风流倜傥,为人豪爽,热情大方,在忻州城上层社会,更是无人不晓,无人不敬。据父亲讲,祖父小时候,经常随母住在姥姥家,他舅父家中经常是高朋满座,来往无白丁。祖父又是一位追求真理、胸怀远大抱负、求知欲望极强的年青人,对他老人家来说,就好比久旱逢甘雨那么渴望,他乡遇故知那么欣喜,洞房花烛夜那么激情。在这样的环境下,耳闻目睹,耳濡目染,祖父自然是受益匪浅的。

  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在县城做工了,相当于现在的外出打工。那时没有打工这个名词,但意思差不多,现在是出外挣钱,过去还有学手艺的意思在内。他老人家在一家铺子里学徒,结果是没干几个月,他就病了,只好回家休养。这时,距离我村二十多华里的田庄村“招聘”教书先生,依祖父在家学过的那几本书,应聘是富足有余的。于是,开始了他老人家近半个世纪的乡村教育生涯。自己喜欢,又有基础,教起书来,得心应手,何况他老人家性情温和,说话和气,待人接物,礼字当先,他的名声很快在附近村庄传开。

  那年,他十八岁。

  人们奔走相告,互相传说着:田庄村那位教书先生,真好!村里人不会用太多的形容词,所有的赞美之词,就两个字:真好!

  这时候,祖父特别辛苦,省吃俭用,拼命挣钱,然后置田买地,先后买下二十多亩地。这时,家中的生活才多少有些好转,祖父在田庄村教了七八年的书,积累了许多教学经验,也结识了许多有文化的朋友。

  后来,祖父又来到下社村(在我村西面,也在庄磨村附近)教书,下社村有赵全红、赵全恭兄弟俩,他俩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赵全红是学政法的,还考取了县长一个职务,但是,他老人家看不惯官场上那种尔虞我诈的高级游戏,也就没有赴任,而是隐居乡里,为村民做些善事。据父亲讲,他老人家还是我大姑父(名讳邢联壁,本村人。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二零零四年农历九月二十七下世)的姑父。小时候,我见过他老人家的三儿子,小名叫三忠。他弟弟赵全恭学得是采矿,整天在家里研究煤炭之类的东西。兄弟俩家境富裕,爱结交读书人,共同的志向和爱好,使他们三人成为无话不谈的至交。

  祖父业余时间爱好音乐,笙、管、琴、胡都在研究水平之上,他老人家在下社教书期间,组建了一个音乐会。乐谱与佛乐差不多,在我们那个范围,这个音乐会很有名声,每当村里人有白事宴,就请音乐会前来超度亡魂,吹拉弹唱,甚为庄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程序:读祭文,给亡者送去神圣的安慰。

  记得祖父走的那年,他老人家的学生们知道后,还自愿前来给他们的老师,送上最后的祝福。

  据父亲记忆,祖父并没有因此放弃乡村教育的追求,也没有忘记肩负的沉重职责——开启愚昧,树人灵魂。依然回到村里,依然站在讲台上,依然拿起他老人家的教鞭,依然教他老人家的书。一九四九年,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人民翻身做主,歌声随着红旗飘,神州处处生机勃勃。这时的祖父,也随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自然十分舒畅。

  祖父为新中国做得第一件事情,是担任村里的义务教员,简称义教。所谓义教,就是尽义务,没有报酬。一九五二年春,忻县成立扫盲委员会,学习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同年十月,扫盲运动在全县展开,祖父被聘任为义教。据父亲记忆,为此祖父还在忻县城里培训了半月时间。当时正值收秋时节,祖父进城培训去了,家里所有收秋重担,就落在祖母与大姑身上。

  祖父为新中国做得第二件事情,时间同上。那年冬,忻县在各村镇开展“查田定产”工作。各行政村相继成立清丈组,清丈组里有各类人才,有丈量土地的,有拉尺划线的,有计算面积的,有书文造册的。因祖父有文化,又写得一手好字,所以他老人家从事后一项工作。同时还有同族祖父张宇文,他老人家有个小名叫张稳堂,村里人习惯称他为稳堂先生。还有同族伯父张尧。先在各户人家地边插上牌子,写清地名、户主、亩数。然后,清丈组根据每块地边牌子上的数字,重新丈量。然后,汇总造册登记。然后,逐级上报。这项工作,一直搞至第二年春季,才算完成。然后,开始发放土地证。据父亲记忆,那时祖父非常劳累,常常工作至半夜才回家休息。

  祖父为新中国做得第三件事情,是一九五三年六月底开展的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对此父亲没有记忆,好像祖父也是从事文字统计工作的。据《忻县志》大事记中记载:全县(忻县)有二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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