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伟时(1931年12月- ),学者。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曾任中山大学中山学院院长。著有《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等。

袁伟时 – 简介

袁伟时(1931年12月-),男,汉族。广东兴宁人。1954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学院。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山大学中山学院院长。  

1947年考进广州南海中学念高中,1950年考进中山大学经济系,至1957年在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毕业后回中山大学工作至今。1970年代起年在该校哲学系教中国哲学史至退休。

袁伟时 – 学术理念

自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袁伟时 – 《冰点》事件

袁伟时在南京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长期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然后是共产党为中国找到了出路”。他认为“这种史观是错误的”。“因为无论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因刊出袁伟时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因而导致暂时停刊,并引致主编李大同及副主编卢跃刚撤职。3月1日《冰点》复刊,刊登张海鹏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文章批驳上文,并拒刊袁伟时《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文章。

袁伟时 – 对大陆学术界的批评

2008年4月,香港岭南大学和香港历史学会邀请了四十多名海内外学者研讨中国近代史。其中,袁伟时在会上点出大陆学者文章在媒体刊登时往往遭大幅删改的现实情况。他说:“大陆编辑出于各种原因常常不征求作者同意删改稿件,我认为这是不好的做法,即是出于客观环境需要删改,也应该征求作者同意。”其妙论赢得热烈掌声。

袁伟时 – 著作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1987年)袁伟时

《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增订新版易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2003年)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1998年)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1998年)  

《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2004年)  

《晚清大变局》明报出版社2006年6月初版。  

另主编几套丛书与《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2004年)

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袁伟时 – 观点摘要

敢于正视现实的民族,应该坦然地承认自己有哪些不足,不把应该集中于如何学习的精力浪费在要不要学习的争辩中。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尊心应该显示在善于学习而又善于创造上。这里决定性因素也是制度。  

———袁伟时《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成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它是中国已经建立的现代文化学术和教育制度的产物。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兼容并包。西方现代文化与国粹,世间各种学术和思想文化流派,各种学问和艺术,自由介绍,自由探讨;激烈争辩,以理服人,拒绝暴力干预。新的学科,新的艺术,思想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如繁星在天,异采纷呈。这是思想解放的高峰,也是创造力高扬的年代,归根到底,这是向现代文化教育制度转型的辉煌里程碑。  

———袁伟时《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自由的唯一边界是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以国家或其他集体和尊长的名义压制和吞噬个人的自由,是中国极大的弊端,中世纪的西方同罹此病。这是古今之争,而非中西或东西之争。  

———袁伟时《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20世纪中国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这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1926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5亿之间,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年举内债近8亿,外债约10亿。那时,几乎没有那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共产主义运动升起,亦用过俄国人的钱,这是众所周知的。到了本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就整体状况而言,决定性的是经济。  

———袁伟时《20世纪的启示》———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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