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清同治四年 (1865 年 ) 十月十六日生,原籍江苏太仓,民国元年 (1912 年 ) 定居无锡。父亲唐若钦为清贡生,以课徒教书为业。唐文治自幼从父攻读经书, 14 岁读完五经。 16 岁入州学,从师太仓理学家王紫翔,潜心研读性理之学及古文辞。 18 岁中举。 21 岁进江阴南菁书院,受业于东南经学大师黄元同和王先谦的门下,从事训诂之学。

人物简介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清同治四年 (1865 年 ) 十月十六日生,原籍江苏太仓,民国元年 (1912 年 ) 定居无锡。父亲唐若钦为清贡生,以课徒教书为业。唐文治自幼从父攻读经书, 14 岁读完五经。 16 岁入州学,从师太仓理学家王紫翔,潜心研读性理之学及古文辞。 18 岁中举。 21 岁进江阴南菁书院,受业于东南经学大师黄元同和王先谦的门下,从事训诂之学。

  光绪十八年 (1892 年 ) 春考中进士,任户部江西司主事。甲午战争后,他向清廷呈《 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针砭时弊,抨击权奸,吁请严惩战败将领。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等发动 “ 公车上书 ” ,他亦撰写了《呈都察院请代奏拒签辱国条约》的奏章,支持康有为的爱国行动。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随户部侍郎那桐出使日本。是年冬调任外务部榷算司主事,管理通商、关税等事务。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发生中葡界约问题 ( 葡萄牙政府乘修订旧约之机,要求将澳门附近的岛屿划入租借范围 ) ,唐文治力主坚决拒绝。外务部根据他的意见,拒绝了葡方的无理要求。同年四月,他以参赞身份随清廷专使载振前往英国参加国王加冕典礼。于归途又随同到法国、比利时、美国、日本 4 国考察国情, 回国后为载振撰写了《英轺日记》 12 卷。

  光绪二十九年秋,唐文治改任商部右丞,不久升任左丞、左侍郎。他宣布商政宗旨:以 “ 保护商民,体恤商艰 ” 为主,规定商部官吏不得自营商业,以图私利,严禁贪污纳贿。手订商律 131 条。这是中国有商法的开始。他鉴于日本早有窥伺中国东北的野心,积极主张从速整顿东三省,以确保东北的主权与安全。撰写了《请饬东三省速举要政折》,但清廷未予采纳。唐文治又制订商办铁路政策,利用华侨商人的财力建筑铁路。此后,商办铁路在全国各地兴建。但他离职后,继任者将各省商办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并准备将全国的铁路主权拍卖给帝国主义国家,因而引起大规模的保路风潮。

  光绪三十二年秋,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唐文治以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不久,因母丧回籍。从此脱离仕途,致力于教育事业。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唐文治就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 后改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今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前身 ) 监督 ( 校长 ) 。辛亥革命爆发,他在校内发动捐助军饷,支援沪上起义军,并与伍廷芳等一起联合通电,要求清帝宣统逊位。五四运动时,北洋军阀镇压大批爱国学生,他曾连发 3 份电报给大总统徐世昌和国务院,要求保护、释放北京的被捕学生。在校任职 14 年,精心擘划,成绩卓著。学校 50 周年校庆时,校友和师生募捐修建大礼堂,命名为 “ 文治堂 ” ,以资纪念。

   1912年12月底,孙中山先生曾亲临交大,为交大师生演讲他的富强祖国的实业计划、交通建设等;1922年为交大技击部(以练国术强身的学生体育组织)成立十周年纪念册题词“强国强种”; 孙中山先生1912年12月底曾亲临交大演讲。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到1913年2月11日从上海启程赴日本之前,其中10多个月的时间里全力着手中国经济革命和实业建设以富强祖国。

  唐文治校长鉴于学校设置的均为振兴中国实业建设的机、电、铁路工程等专业,与孙中山先生实业建设计划一致,乃盛邀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12月底视察全国各地后返沪时莅校演说,使全校师生员工了解孙中山先生的振兴实业富强国家的宏伟计划,以鼓舞和激发师生们学习和工作的热情。孙中山先生欣然接受唐校长邀请。莅校时受到交大师生隆重热烈欢迎。

  民国 9 年,唐文治因目疾加深,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回无锡前西溪寓所休养。是年夏,应学生高阳之请,担任私立无锡中学校长。年底,又应聘任无锡国学专修馆 ( 后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 馆长。这时他已双目失明,但仍亲自授课。朗诵古文,抑扬顿挫,时称 “ 唐调 ” ,并录制唱片。在教学上,他提出 “ 厚植基础,博览专精 ” 的原则,主张教古籍原书,使学生能掌握古典文献的基本知识。在学习方法上,他强调学生自学,学校一天只上 4 节课,其余时间让学生各就自己的爱好进行自学。

  民国 24 年 12 月,为庆贺唐文治 70 寿辰,交大校友和国专同学集资在无锡五里湖畔宝界山边建筑了 “ 茹经先生纪念堂 ” 。

  民国 26 年 11 月日军侵占无锡前夕,唐文治率领全校师生内迁,辗转到达桂林。后因患病, 回到上海租界休养。

  民国 28 年春,在租界创办国专分校。

  民国 30 年,上海租界为日伪占领,国专分校改为国学专修馆,以避免向日伪登记。 日伪曾派人劝说其出任伪职,遭严词拒绝。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桂林的无锡国专于民国 35 年 6 月迁回无锡复校;上海分校继续开办,均由唐文治主持校务。针对国民党疯狂镇压学生运动,他与张元济、陈叔通等 10 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致上海市长吴桢、警备司令宣铁吾的公开信,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解放后,无锡国专改名为中国文学院,仍由唐文治任院长。

  1954 年 4 月 9 日 ,唐文治病逝于上海,终年 89 岁。著有著有《茹经堂文集》、《茹经堂奏书》、《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等。等。

  唐文治在他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经历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两次帝国主义侵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认为战事的惨败,在于官吏“因循玩贪”,多次奏请清廷整饬政纪,无结果。居母丧后,不再返京任职。他还曾两次出国,到日、英、法、美等访问考察。在国外所见所闻,促使他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后出现了中兴时期,是学习英、德的结果。他考察英国的教育之后,非常赞赏牛津大学,认为“名儒名相都出其中”。退出仕途后,决心从事教育,期望能象牛津大学那样,培养出一批出色人才,发展实业,振兴中国。

  唐文治的办学思想是“尚实”。为了使学生免受“学而优则仕”的旧教育思想影响,他常常勉励学生,要以“求实学、务实业为鹄的”,“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专门人才。同时,重视体育也是他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他认为,体育“不仅足以发展学生之体力,并足以引起热心,增进智能”。亲自主管体育,悉心提倡。当时,开展体育运动项目之多,各运动队水平之高,居上海各大学之首位,名扬海内。他重视国文教学,针对当时教育界有些人强调“西学”而轻视国文的偏向,增设国文科,并成立了国文研究会。他也深知,学习西方科技,必须掌握外语,“方能窥其精奥”,次年又设立西文科,让学生补习英、德、法和拉丁文,并成立英文大会。他尤其重视的是道德教育,认为:道德是基础,学问为屋宇墙垣。未筑基础的屋宇墙垣,势必在风雨飘摇中不能久固。并认为道德准则寓于经学中,经学是区分一切是非的永恒的标准,他亲自向全校学生讲授经学,十多年从不间断。他编的课本有《曾子大义》、《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大学大义》、《中庸大义》、《论语大义》、《孟子大义》等;并编了《人格》一书,作为道德教育的范本。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告捷,11月4日上海光复,他站在革命师生一边。并与在沪的张謇、伍廷芳等诸名流致电清摄政王,劝清室自动退位,改行共和政体。并在师生中率先剪去辫子,宣布学校改名南洋大学堂。民国6年,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曾授予二等嘉禾章。但当五·四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封建礼教,也冲击着他的道德观和“保存国粹”思想,当学生高呼“打倒孔家店!”砸烂孔子牌位时,他痛心疾首,把学生领袖而且是受他多年熏陶的优秀学生侯绍裘秘密开除出校。他自己也以“目疾日深,学风不靖”为由辞职。旋被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聘为校长。

  唐文治一生作风正派,严于律已,为发展教育事业勤奋工作近半世纪。上海解放初,曾受到陈毅市长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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