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防护服、大规模核酸……疫情下暴增5倍的医疗垃圾去哪了？

口罩、防护服、棉签、针头、注射器……这些来自医院、方舱、隔离点和核酸检测点的医疗废弃物，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疫情，就几乎超过了过去一整年的产量。

5月24日上海疫情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自3月1日以来，上海已累计收运处置医疗废弃物6.85万吨，合每位上海居民产生医废超过2公斤，“最高峰时达到日产1400多吨，是平时的6倍”。

而在环境部发布的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弃物污染年报数据中，在距今最近的一年，2019年，上海市全年的医废总量是5.57万吨，比2022年疫情中3个月内的医废产出还少1万多吨。

自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来，相关的环保从业者便已体会到了汹涌而来的医废的威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高级项目经理，长期从事环境保护领域政策法规研究和企业污染防治管理工作的代晓娟向八点健闻解释：“疫情中的医疗废弃物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它们并不仅仅在医院里，发热门诊、集中隔离收治点，甚至核酸检测点等，也都产生医疗垃圾。尤其是在集中隔离点，生活垃圾其实也变成了医疗垃圾。”

新闻发布会中，疫情期间，武汉市产生的医废由疫情前的每天40多吨飙升到最高时每天240多吨。而据央视的报道：“1月16日以前，武汉市只有汉氏环保一家医疗废物处理公司，既使是满负荷运转每天也只能处置50吨”。

自那之后，疫情导致的医废告急，几乎在每个涉疫城市上演着——医院、方舱与大规模核酸均会造成医废的暴涨。

根据平安证券的一份研报，截止2020年2月8日，当中国新冠感染人数达到7万多时，新增的医废数量已达到了1.7万吨，这些，大多来自医院和方舱，且迫切需要及时处置。微博上，可以看到附近居民的投诉：某方舱医院内医疗垃圾堆积，方舱旁已有3个居民小区出现了阳性病例，“病例集中于靠近方舱方向的楼栋，且溯源找不到其他感染源”。

而在一些中小型疫情中，大规模的全员核酸产生的医废数量同样不容忽视。

2021年8月，扬州疫情期间，有报道提到，仅扬州市主城区812个核酸检测点，24小时便产生了28.8吨医疗废物，这些医废，仅仅来自这个450多万人口的城市的全员核酸。

一位医废处理领域的从业者则向八点健闻透露，在并未暴发过大规模疫情的某西部小城，2020年后，其医废处理机构通过购买移动设备和重启尚未报废的旧设备，这才将从前10吨的医废日处理能力提升到了20吨，总算满足了疫情散发时当地300多万居民全员核酸时产生的医废处理的需求。

上述从业者还提到，幸亏当地在疫情前刚刚把处理设备从5吨升级到10吨，且老设备尚未丢弃，“如果以过去只有5吨的医废处理能力迎头撞上疫情中20吨医废日处理量的需求，应对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然而，老设备尚未更新的情况却往往是疫情中地方医废处理机构的常态。

新冠疫情以来，我国医疗废物产生量突增。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高级工程师许晓芳告诉八点健闻：即便没有疫情，我国不少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医疗废物处置设施本就处于90%以上的近乎满负荷运转状态，应急收集处置能力配备不足。

根据智研咨询的数据，2016年我国医疗垃圾产生量为214.6万吨，处理量仅为74.7万吨，得到处理的医疗废弃物不足总量的35%。

2018年，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副主任胡华龙曾公开表示，包括北京、上海、海南等76个城市医疗废物设施负荷率超100%，全国近三分之一设施基本处于满负荷或超负荷运行状态。

在武汉疫情中，尚可通过全国驰援来解决医废问题，而在疫情常态化的今天，各地对成倍暴涨的医疗废弃物的处理，几乎成了疫情防控中最为重要，却易被忽视的角落。于是，在相关报道中，几乎每一次疫情，当地都需要通过危废设施改建医废、生活垃圾设施改造上马、移动化设备等应急补充短板。

那么，这些紧急扩容后的处理是否足够消除医废所带来的全部环境隐患？中国的医废处理能力究竟如何？而正在全国大面积铺开的常态化核酸，又会对这个脆弱的处理系统造成什么样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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